但当交往中出现纠纷这种非常规状态时，却不是如此。

运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能够表达出纠纷背后本民族的文化观念，因此，如何总结深化本民族语言的诉讼经验才是更紧迫的工作。《宪法》第四条中也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就像法律人喜欢裁剪事实，追求普遍正义一样，民众更关心全部事实，关注社区伦理和个案正义。但庭审中重要的不是翻译问题，而是民众如何理解法律术语。这些研究成果被放在了裁判意见书的脚注中。实际上，降低或转移司法成本的机制已经出现。不一定看重文本，而是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理解事件。

例如，大多数人类学者都对一夫一妻制持保留态度，认为全世界不同民族的婚姻制度各有不同。与社会后果的系统考量密切相关，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也需要情理或风俗习惯的考量。所以，尽管笔者赞同在力量恒定前提下的一个结论：权利和权力在量上是反比例关系，但一当前提有变，力量不再是恒定的时候，权利和权力的正比例增长并不罕见。

〔36 〕古人云：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甚至法律还要涉及人们的身心关系：一方面，法律必须保障人们身心关系的自由，只能保护，不得干预人们的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因为外部原因导致人们心理健康可能受损时，国家、社会或公民个人可以予以心理咨询和干预，使其恢复身心健康。〔49 〕再一方面，权力之进入社会，越来越具有协商性或回应性，即在权力运作中，没有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其合法性堪虞。〔77 〕尽管这是一例褒扬大臣执法如山，犯颜面君，同时也称颂皇帝从谏如流，知过而改的记载，但其中张释之所言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所透漏出的信息说明，即使英明如汉文帝者，都拥有随心所欲，乱施刑罚的特权;即使刚直如张释之者，也认可皇帝的这种特权。

〔40 〕而古代社会则不同，在那里，几乎不存在主体自治。从整体上而言，法治思维可以归入社会思维，属于社会思维学 〔18 〕的范畴。

其三，法治思维可二分为经由投射的感知和在感知基础上的有意识的思维加工。战略和战术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前者解决的问题是整体的、宏观的、一般的，而后者解决的问题是具体的、微观的、个别的。当然，还可能与现代法律与法治格格不入，是现代法治思维理应否定、排斥的对象。对两种思维而言，其共同的起点和根据，是法律规范。

柏拉图被狄奥尼修斯一世卖为奴隶，可谓适例。这种假象的认知并未准确判断权力规定和运作的社会事实。我们知道，在军事领域有所谓战略和战术之区别，且战略思维和战术思维之间有很大的差异。〔55 〕 所谓国家治理的经常化，是指在国家治理中人们必须依循法律在空间上是普在的，在时间上是连贯的。

在这方面，我国春秋时期子产和叔向有关究竟要坚持个别调整和秘密调整的议事以制，还是坚持普遍调整和公开调整的鼎铸刑书的争论 〔76 〕，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那么，即使一时记住了某些法条、某些法律概念，甚至有了某些法律理念，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被抛诸脑后，荡然无存。

现代政治，可以径称为法治政治。要深入揭示人遵从法律的内因，须深入到人的规范本性，并进而强化人的规范依从，保持人对规范的基本敬畏。

此种情形，因为周王朝以来天道远，人道迩的实际考量被大为淡化，但直到民国以前，神权与君权（政权）、族权、夫权一样，仍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24 〕。因此，事实上其他四个要素已经把法律规范的内容从静态规范推向了动态实践。无论法律概念的界定，法律命题（判断）的确定、法律体系的协调以及法律适用于社会实践（案件事实）时的推理等等，都是必须依赖逻辑才能完成的事业。在中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思想家们辄称法律是一种术。因此，可以把其归入精神事实领域。如前所述，法治构成了思维的客观对象，而这种客观对象只有被投射到人脑中去时，才会导向法治思维。

例如美国政府对国际贸易行为和企业行为（如华为投资美国、甚至其他国家）的强力干预（频繁动用关税壁垒和单边的制裁壁垒），对其国内一些产业，如军事、农业产业的政府补贴等，都越来越彰显政府在其经济活动中的积极角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数千年来铸就的治理传统，基本上属于权治和压制模式，其历史沉积既久，现代启蒙又深受时危世艰的国难影响，出现所谓救亡压倒启蒙 〔28 〕的走势。

尽管后一关系的探究，绝非可有可无、无关紧要。它取决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观念多元化的事实。

庞德的法社会学强调如何使得法律秩序满足人们的需要，正是这种思维方式 〔20 〕。而法律思维是一种职业思维。

高阶法治思维，乃是以规范—逻辑思维、系统—协调思维、实践—动态思维为内容和特征的法治思维。在法治社会，尽管要求人人有法治思维，但这不意味着要求人人所拥有的法治思维都能达到职业思维的水平。之所以能够投射，与人脑本身的物质性、客观性息息相关。所谓权利之追求，也就变成自然状态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人类相互之间的怜悯、同情、互助便荡然无存。

显然，这种制度机制是以中民理念为前提设计的，即使再高贵的个人，都必须遵循法律规范，即被置于法律规范之内、之下，而不能超越法律规范之外，凌驾于法律规范之上。二、初阶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 如前所述，初阶法治思维乃是法治思维的形式（直觉）阶段，是一种有关法治的感性思维、直觉思維和情感思维，其核心是人们的法律感;是所有思维正常、行为能力健全且生活在一定法律秩序中的人，都会具有的思维。

自然，这需要所有权力主体比普通公民有更高的法治思维。至于纯粹的群己关系，更是法律天经地义的调整对象。

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搜索，目前我国有关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研究和演讲，可谓不少，但其论证却不尽人意，尤其对法治思维这一基础概念研究很不到位。在此基础上，法律和法治的可接受在形式上体现为其规范和治理的体系性、协调性与公开性。

昔日一有交通事故，总会发现司机间、乘车人之间相互辱骂、推搡、甚至打架的情形;如今，随着相关处理机制的日趋完善，在我国大城市地区很少见到此种情形了。在这里，即便有共同的法律，但由于人们对法律有利于自身的不同认知，对交往中纠纷事实的认识不同。有权力，就必须有责任。所以，说主体性是用于描述个体存在方式的词汇，固无不可，但说其是描述社会交往中相互依赖的个体之生存方式的词汇，则更加真实。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事实，人们不难深切地感受到当代中国公民法律感和法治思维的普遍地、明显地提升。与主体的自治活动相比较，互治摆脱了更倾向于权利及其自由这种法律规范及价值的单向性，而实现了权利和义务的双向或互向的实践建构，从而在互治的实践中更有利于全面展示法律规范——权利与义务及其价值——自由与秩序。

而在人类治理的实践史上，毕竟依赖法律至上的法治，不过短短的数百年时间。国家治理的逻辑，就是在任何时候、地方、状态下，都坚守法律的优先性，把法律挺在具体治理活动的前面。

可见，国家治理中的理性—实践思维，一方面，意指国家治理必须遵循利害权衡的理性原则。因此，要真正建立法治化的现代国家治理，就必须不遗余力、坚持不懈地排除如上虚假的初阶法治思维及其影响。